侵犯与抗争:女性农民工如何利用身体谋求生存

2017-05-18 来源: 爱美丽 编辑: 李乐

  劳务市场的外面,身着蓝色棉衣、外套一件枣红色的连衣围裙的志英,拖着锈迹斑斑的行李车不断徘徊,寻找着一丝的就业希望。当有雇主的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时,她却不像其他男性农民工那样蜂拥而上,而是静静地站着,等待着雇主的主动搭讪。“像我这么大岁数的,要的人也少。如果他(雇主)相中我的话,肯定会来找的。”看来,志英已经对这一切场景早有体察,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所领悟与定位。作为一名离开村庄的女性农民工,如同其他打工者一样成为了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中的一分子。这些流动的女性农民工因其庞大的数量,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并成为一幅倍受世人瞩目的社会景观。

  尽管许多研究成果在视角上存在种种差异,但它们仍然具有共同之处:一方面,力图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语境中,探索打工妹群体在工作生活环境中所遭受的体制性的压迫和剥夺。这些研究皆向读者展现着她们艰难的生存样态和处于底层边缘的社会地位,并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群体中的部份被市场以及传统文化所利用、剥夺,甚至抛弃、淘汰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尽管打工妹群体处于当代中国社会底层边缘,但研究者们都采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建构打工妹群体的主体性,并借此反映出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与现行制度的夹缝中,如何进行抗争。但是,有关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年轻的打工妹范围之内。这一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女性农民工群体境遇的整体理解与思考。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国家权力主宰之下的女性农民工并非只有借助“劳动场景”才能被加以呈现和揭示,还有其他能够对其进行分析的场域。本文通过笔者在农民工劳务就业市场进行的田野研究为个案,描述在劳务市场应聘的中年女性农民工被性骚扰和侵犯的生活经历。并将女性农民工置于“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的话语中,重点关注在结构性暴力中的女性农民工,考察她们如何在空间性隔离体制下被关注、利用和控制。而来自男性农民工的性骚扰与侵犯,又是如何使她们的身体遭受到活体试验般的恐惧与疼痛。笔者还将揭示她们如何通过利用自己的身体斡旋于男性之中,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驾驭劳务市场。笔者将此考虑为来自底边的一种抗争。

  ▍社会科学里的“身体政治”话语

  “身体政治”是一个涉及实践和策略的概念——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借此规训人类身体,同时个体及其身体对社会控制做出反抗。它涵盖了政府与法律中的制度性权力,经济生产中的纪律处分权力,消费中的自由选择权以及谈判中的个人权力等等。当主体及其行动设法消减强加在身体上的权力时,身体政治便得以显现。因此,身体政治是一个围绕着身体、政治、文化为主题的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研究领域。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学者们对此讨论激烈。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讨论了身体政治的内涵与社会意义。有关话语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洞见。当代中国,随着全球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农民来到城市打工。然而,户籍制度与城市管理政策恣意地将农村和城市进行人为隔绝,形成了“一堵看不见的围墙”。他们每天处于工厂制度的规训之下,剥夺了劳动阶级主人翁的主体地位,将自己的身体交给了资本,从事着异化劳动。这种“身体”在城市工厂岗位上的“在位”与社会身份为农业户口的“错位”状态,是影响中国公民无法拥有平等公民权利的主要因素。“农民工”这一称谓就足以说明这一特殊群体的尴尬状况和社会结构的底边位置。对于农民工群体中的女性而言,这种处境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走出家门的女性农民工处于国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管控之下,无论她们身在哪里,户籍制度仍然控制着她们的生育,进而控制了她们的性和身体。女性农民工的身体与国家的治理联系在一起,并使她们局限在以身体为中心的场域中。社会转型削弱了性别平等的制度支持,并在城市的劳务市场中加速了性别的离析。跟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要想进入主流的工作职位所遭遇的困难更大,她们只能挤身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忍受着从属低贱的屈辱。这一切让女性农民工们的身体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对她们而言,属于私人领域的身体都是政治的,而政治问题最终都通过个人问题呈现。

  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身体和政治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身体的政治,另一个是政治的身体。人类学家邵京指出,在身体的政治里行动的主体是统治者,客体是被统治者,治者主动施政于受治者的身体,因而身体的政治是一种治理术。与此相反,政治的身体首先是被政治化了的身体,而且是受治者主动施行的政治过程。作为主体的受治者对抗的是统治者,是强加在其身上的权力。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的主要问题是:女性农民工如何成为“身体的政治”之典型的对象(subject)呢?在国家与市场当中,她们为何会遭受同样来自底边的男性农民工的百般欺凌,而转变成“政治的身体”之积极行动者的呢?

  ▍何以家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如同潮水般地流进城市,成为了制造业中蔚为壮观的主力军。而以临工为生的女性农民工的遭遇却与制造业里的打工妹大不相同。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市场上近百个女性农民工大多已是40、50岁的年纪了。她们之所以来到农民工市场,主要由于夫妻离异或家庭暴力。来自巢湖的志英对笔者说:在20多年前,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外村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并在次年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这是志英从娘家嫁到夫家,迈出了女人成功的第一步。妇女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她在夫家的社会地位顿时会得到承认。然而,之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夫家人嫌弃她脾气急躁,又没本事不会赚钱,从起初的看不起她到后来的打骂,甚至虐待她。在一切都被“钱”侵蚀的年代里,志英成了牺牲品,只好选择离婚来躲避无休止的家庭矛盾。这种因为离异而出来打工的女性在劳务市场比比皆是。用她们的话说,“有家的话谁还出来呀?”

  家庭暴力也是女性农民工离家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自湖南的素梅就是因为不堪其害而从家里逃到南京打工。素梅告诉笔者,其丈夫原是一位退役军人,脾气暴躁至极,对家人的要求极其苛刻,稍微有点不顺心,则对家人拳打脚踢。她左手臂的伤痕就是因为丈夫赌博输了钱将怨气发泄至其身上所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女性提供一个发挥才能的广阔平台。因此,这些女性在家庭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无奈地选择离开。女性因反抗家暴从农村出走是对传统男权主义的家庭制度的挑战,农村妇女逐步从任人摆布的角色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主体能动性,积极地走向城市选择打工生活。由于治安部门通常对家暴不作为,因此进城找工作对于经历了不幸的她们来说,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然而,对于一个单身进城的女性农民工来说,找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能获得一份工作,往往也是临时的,只提供基本薪水和食宿,其他的保障一无所有。她们所具有的技能和城市职位的要求存在着差距。志英曾经应聘护理年迈老人的工作,但是刚工作几天,脾气古怪的老人说她为人不够乖巧灵活,对志英的活计也挑三拣四。雇主见志英无法让被照顾的老人满意,便在一个月后打发了她。而红云曾被一家私人幼儿园聘请去厨房洗菜做饭。这份工作的工作量比起工地小工要少很多,而且可以随便吃饭,她很满意。但是新的问题让充满希望的打工生活终结了。幼儿园辞退她的理由是:只会做大鱼大肉的简单菜肴,不懂得幼儿食物营养的合理搭配;菜肴的口味浓重,不适宜幼儿的胃口;这些菜肴完全忽视了幼儿身体的健康成长,长此以往会影响到该幼儿园的招生。

  对于已过中年的她们来说,现在能找到的不过是洗菜、洗碗、打扫卫生之类的工作。目前城市的职位标准对求职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而由农村进城打工的女性过去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又没有经过职业培训,因此在整个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弱小。虽然全球化所引起的就业结构的变迁让更多的女性农民工参与工作,但由于再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性别不平等,女性农民工不能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条件。女性要想进入主流的工作职位所遭遇的困难更大,她们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厂和服务行业。这无形之中使女性农民工被边缘化与隔离。另外,她们的经济收入、赋权、机会、能力以及安全感等面临着更大程度的体制性障碍,陷入贫困深渊的几率大增。没有工作的她们,只得回到结构性之内或之外的空间——劳务市场继续找工作。

  ▍侵犯与抗争

  在工作面临种种困境之时,处在劳务市场上的女性农民工的人身安全也越发令人紧张与不安。国家的治理术把农民工与其家庭隔离开来,男性农民工长期与配偶、异性伴侣的分离,他们的欲望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的满足。其结果一方面催生并繁荣了性买卖市场,导致农民工感染STD和HIV的几率大增。另一方面,必定会对特定范围内的异性实施性骚扰甚至性侵犯。笔者调研的劳务市场就属于演绎着这些故事的特定范围。

  由于形象好,五官长得端正,一些女性时不时地便被其他男性农民工调戏和骚扰。志英告诉笔者,曾有一次她所谓的“老乡”利用她在劳务市场旁边的饭馆里吃饭的机会,趁机在她身上乱捏乱摸,还抱起来搂着亲嘴。但倔强的志英使劲儿反抗,并大声喊叫。没能得逞的“老乡”恼羞成怒,一把薅住志英的头发,把她重重地摔在地上,对着她的头一阵乱踢。还叫前来围观的人评理,诬蔑她借钱不还,想逃跑。直到现在,每逢变天或转季时节,志英的头部还隐隐作痛。“在南京我没有碰上过好人,我不喜欢南京。”志英的遭遇让人听起来就已经毛骨悚然了,而她的同伴红云却有着更可怕的遭遇。红云同样是离了婚,从皖北夫家出来打工的妇女。为了省钱,她放弃了投宿旅店,而选择在尚未拆迁完的破房子里将就过夜。半夜时分,两个男性农民工趁她熟睡之际,悄悄地溜进来欲行不轨。因她拼命抵抗而未得逞的两个农民工气急败坏地狠狠地揍了她。结果她的两个门牙被打掉了,一根手指也被砍断了。在其他人看来,这些事的起因是“谁叫她长得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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